我原是福建省永安县百货么司仓管员，家庭成分贫民，小学文化，因批评经理孙贞贵一句：你不如国民党的保长，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畜牧场养了三年猪。调回百货公司后，经理说我属于“五类分子”（“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叫我滚回老家南安。
妻亡子散
祸不单行，回家后，爱人患肝癌病逝于厦门医院。两个年幼子女只好托付给岳母照顾，不久，岳母一家移居香港，儿女只好回家。我被以“新五类分子阶级敌人”抓去南安看守所坐了三年九个半月。释放后无家可归，房屋被生产队当作牛栏，子女流离失所，不知去向。大队安排我住客店，生产队救济我粮食。后来听说永安西洋公社收容了两个卧轨自杀未遂的儿童我才领回了两个子女.
偷番薯被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阶级斗争余波未了，“五类分子”白天游街示众晚上学习班批斗。有一天，学习班下课已是晚上十点，我跑到生产队的番薯田小便，一脚踩在畦上，露出三块拇指大的番薯，我伸手捡起来放进口袋。突然，肩膀被重重拍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我魂飞魄散，是公社文书郭添法，我赶紧把三块番薯放回原位盖上泥土。郭冷冷地说：“蒂已断了，还能活吗？拿回去，煮给你的儿子吃！”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儿子要吃番薯？”郭说：“我刚去了你家就听你儿子喃喃自语着要吃番薯，还正发着烧呢……”。我泪如雨下：“孩子病了三天了，无钱求医啊。”我拿着三块番薯走了十几步，只听郭命令道：“明天早上到公社来一下！说完回头走了。我呆若木鸡，心想不是批斗就是游斗，偷生产队的番薯就是挖集体墙角啊！
摘掉帽子
第二天，我很早起床，穿上棉衣棉祆（批斗游斗都离不开绑和跪）就到公社，公社文书办公厅有两个青年在打介绍信。我蹲在墙角，等青年离开后，郭发现了我，嗔道：“有椅子不坐，蹲着干嘛？咦，大热天的怎么穿棉衣棉袄？”我借口说有点感冒。郭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后，转身打开柜门，拿出份文件翻开说：“上面通知，对你们这些人要实政策，摘掉帽子，重新分配工作……”。我睁大眼睛，嚎啕大哭滑落跪地，放声高喊：“感谢党中央，感谢……”。郭噙着泪扶起我，自己坐在椅上说：“到永安要二十多块钱路费，你现在身无分文……”，他胡乱摸自己口袋一阵，只有三元五角钱“这也不够啊，对了，打报告申请补助。”我拿着三元五角钱和他为我写的申请起程了，县民政科补助了我50元，我到邮局汇了20元给儿子治病再坐车到永安。
平反大会设在永安京剧戏院，入口处放着两口大铁锅，我们这些“五类分子”的材料被放进去化为了灰烬。落实办补助我300元，提升工资两级，爱人的医疗丧葬费单位全报销了，还发给我平反摘帽材料和回原单位工作的文件。
到此，我终于摘掉了那重重的帽子，日子终归平淡。现在我已84岁了，回想起来感受良多啊。（福建省水安市：郭瑞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