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生活中的典型，编成相声、独幕剧；邀几位知心朋友，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再打亮汽灯，敲响锣鼓。于是，乡亲们扶老携幼，从山边旮旯缝涌出来，蹲的、坐的、站的、爬树的，朝一个方向伸长脖子。天作幕，地作台，喜乐哀怒任你来；台上笑，台下乐；台上悲、台下哭；台上滑稽台下捧腹。每当群众夸我编得好演得象时。我简直象吃元宵丸，香在嘴里，甜到心底。
有甜也有苦，可有时我也遇到麻烦。一些神棍、诬妇、媒婆、赌徒，喜欢对号入座，上门找我算帐：“吃太饱啦，自己不信鬼，还教别人不敬神，不怕手拐牙槽歪呀”！骂归骂，写归写，我行我素，越骂素材越丰富。白天发生的事，晚上搬上舞台，演到你不骂。就这样，我装聋作哑写了儿十个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剧本，其中有三个节目被选拔参加会演，还荣获一等奖哩，人怕出名猪怕壮。铳枪专打出头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把我当坏典型批斗得死去活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把我送回城市原单位。从此，我的业余时间便是上书店、文化馆、影剧院。有一次看故事片《泪痕》，被剧情所感动，连夜写了篇观后感，经人指点、七易其稿，刊登在影评专刊里，受到读者好评。好的文艺作品能净化人的炅魂，写影评不也可以陶冶人的情趣吗？自此，我与影剧院结下不解之缘，凡片必看，有看必写。有时我也走街串巷，搜集好人好事的素材，学写新闻，市报导组的同志还时常抽空登门指导。我试写了一些新闻微型评论，被九家报社采用。
小学文化程度，五十七岁的我，有高血压，心脏病缠身，能活到今天並非遇到神医补药，而是找到了打开业余生活案库大门的钥匙和保持乐观向上的性格。生命，固然对我有限，但，只要我生存一天，就要与笔作伴，晚年生活过得充实，乐趣、有益于人民。